略論唐太宗培養造就人才
一、注意培養宗室人才
起初，唐高祖李淵，以為時局未定，便廣封宗室以威天下，三從昆弟之屬，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王。①唐太宗即位，對這個作法提出疑問，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說:歷觀古代封王者，沒有象今天這樣多、這樣濫的。“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聽了，很以為然，就說:“聯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于是屬疏者降為郡公，只對有殊功的數人封王。②就是封王的，也仍然擔任地方軍政官吏，黝險賞罰，與他人一樣，王位不過是個頭銜，不象漢朝那樣有一個固定的封地，成立個小王國，可以安享尊榮，世代相襲，乃所謂“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①這樣一來，宗室子弟多少受到一些限制，不能在封國內為所欲為。至于他說的“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不過是句官腔，其真實目的正是為了叫老百姓永遠為他“養己之親”。
用人只有把他們放在群眾之中去參加各項實際工作，才能培養出真實有用的才干。對封建帝王來說，這樣鍛煉出來的宗室子弟，才真能起到藩離的作用。唐太宗就是著眼于此，才把子弟放到職務上去考驗的。貞觀十一年，他為荊王元景等下的詔書說:“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采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②這就是說，一個人是保不住帝業的，能夠用人才行。宗室子弟按部就班，各司其職，封王建侯，完成共治之功，才是分封的根本用意。歷代論封建者，多偏重在藩王的順逆上來分析其利害，很不全面;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對唐太宗的封建觀，論得較為深刻。他首先指出，“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其原因就在于太宗處理得當。他說歷代封建之弊，使“強慧者得勢而狂，愿樸者溫飽而自廢，于是乎非若劉澳、司馬倫之自跳以亡，則獲麥不分如圈豚之待飼而已矣”。如能象唐太宗的辦法，“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涂，既免于搞項無聞之憂，抑獎之于德業文章吏治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匯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為多士之領袖，以藩衛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并起，而恥以紋挎自居”。這是很中肯的議論。唐宗室中，如威震中外，并且治家謹嚴的吳王洛裔孫信安王李偉及其三個兒子李OR、李峰、李艦，出使不辱君命的蔣王揮裔孫李之芳等，都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名臣。
二、任用人才士族與庶族并重
與處理宗室子弟同，一個出發點，唐初處理士族和庶族人士的關系，也比較恰當。
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開高門華閥任高官顯職之風，并流衍于南北朝，使社會上產生一種專靠“販賣祖墳松概”的特權階層。唐柳冕與權德輿的信說，“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①所謂“矜伐”，就是指的高門舊族的驕橫。他們用不著積學修德，也能做官;也用不著立功建業，仍然可以加官進爵，甚至犯了罪也可以逍遙法外。于是盡情作威作福，成為封建社會的保守勢力。門閥制度也成了社會發展的阻力。到了隋文帝，開始打擊這一不合理的現象，但是由于士族的反抗，結果使得“政煩于上，人亂于下”。只是經過隋末的農民大起義，對士族地主給予沉重的打擊以后，唐太宗才有可能采取抑制舊士族的措施。
唐太宗首先命令撰修《氏族志》，否定了舊士族，肯定了新權貴。這種打擊舊勢力、扶植新集團的措施，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必須的。唐太宗定氏族等級的理論根據是:“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②現在的新門閥，如果后繼無人，門閥也要淪落，而寒門末第，也可青云直上，掙得高門。開元宰相張九齡，就是個門第低微的“嶺海孤賤”。①同時川日門閥也并不排斥，只要有才能，有建樹，仍然有其廣闊的仕途。
當然，并不是說唐朝一代就不存在士族勢力了，相反的是，士族的影響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唐太宗自己還攀附老子，宣稱“聯本系出于柱史”(《混元圣記》卷八)，可見他感情上仍是欣羨高門，不過在政治上是有意打破其特權的。由于唐朝在開國之初，就定下了權威性的政策，士族勢力無論如何也不能象過去門閥制度那樣，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因為對立面的寒門庶族，已有抗衡的資格和條件。例如乾元宰相李換，曾被唐肅宗稱為門地、人物、文章三絕，便頭腦膨脹，以門望自恃，看不起寒門。元載受侍中苗晉卿之薦，李換竟說:“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魔頭鼠目之子乃求官。”不管李拱算不算壞人，也不論元載后來怎樣，這種落后的血統論，總是錯誤的。所以它不但沒能阻擋住元載的得進，李換自己也因此遭到沉重的打一擊。·②還有一位叫戎顯的詩大，被京兆尹李妾看上，想以女妻一之，但又嫌他是寒門僻姓，要他改個姓再訂親，戎顯堅決不答應。⑧因為這時的孤寒之士，足可以激昂自振，’不屑于攀龍附鳳了。士族之名雖存，特權卻減少了。不以門第取舍人，才能避免抑善蔽才，國家才有希望。
三、用進士科收攬人才
單憑一部“氏族志》，對庶族來說，仍然是一張空頭支票，有了進身的資格，沒有進身的途徑，也是枉然。唐太宗改造了舊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選的辦法，州郡可以貢舉，但決定權在中央。州郡貢舉的人，不再是按家譜選擇，凡是自學有成的都可申請貢舉，只要考試及格，皆可貢到中央，再參加考選。這就給有真才實學的人，鋪墊了進身之階。因此，進士科在當時條件下是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中央考選的科目很多，而以明經、進士兩科最為重要，功臣名宦，多由此出身，而進士出身的，寒士尤多。進士考詩賦策議，不象明經考帖經和默寫經書注疏那樣受拘束，思想可以比較自由的馳騁，比較容易見才智。加之所考律體詩，又是當時最時髦的、最受重視的體裁，所以士子爭赴，成為他們終生力爭的功名。唐太宗曾私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①其得意之情，宛然可見。舊制本以吏部功考員外郎掌試貢舉，到了開元年間，有進士凌侮了主試的員外李昂，議者以為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于是改為禮部侍郎主貢舉。這也反映了進士地位的提高。晚庸詩人杜牧曾列舉有唐一代進士出身的將相名臣，房玄齡、郝處、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崇、宋璨、張九齡、張巡、裴度等十九人，“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②其實何止這些，加上文苑儒學之士，人才舉不勝舉，不能說不是科舉制的成效。
當然，進士科和進士出身的人，也受到一些攻擊。那是因一為少數進士言行有疵，被人當作了口實，謂“科第浮華輕薄，一不可任用”。①再一個原因是后來科舉制產生了一些流弊，被一勢門子弟鉆了空子，反對流弊，并不是反對科舉。“牛李黨一爭”III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是這樣，他正是對科舉制度關一懷，想使之起到真正能選拔人才的作用。當時曾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②的詩句的流傳。真正反對進士的不是沒有，那就是宦官和權奸。他們是當時社會的腐朽勢力。出身于寒門庶族的進士，對當時的腐朽勢力是比較敏感的，所以也多由他們首先發難，同腐朽斗爭，因此腐朽者對他們也就多所警惕了。例如天寶六載的貢舉，“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便一手遮天，全部a落，“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③又如太和二年，名士劉贊應科舉對策，公開反對宦官，文章寫得痛快淋漓，“言論激切，士林感動。”馮宿等三位主考官，無不“嘆服磋飽，以為漢之晃
(錯)、董(仲舒)，無以過之。”但懼怕宦官，就是不敢錄取，引起一場輿論上的軒然大波。④進士受宦官、權奸的反對，說明他們是對的。
唐朝的進士，就是在這種政治條件下產生的，他們大都有上進心，不甘于默默無聞，老死腑下。治國安民的貢獻和將相富貴的名位，又是相連的，功名富貴，往往就是有功于國的必然后果。對封侯拜相的憧憬，有時是作為一種征象來歌頌的。
“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①這里面包含著許多文治武功、豪情壯志，也不單純是利祿觀點和對功名的庸俗追求。當然，這是封建社會的功利主義，他們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而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要搞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有千百萬人才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艱苦奮斗，向著這一偉大目標邁進。而千百萬人才的出現，在于黨和政府的培養、發現和任用。唐太宗培養造就人才的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可作借鑒的。
本文來源:海南人才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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