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行政效率堅持“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原則
貞觀年間有多少官員?據(jù)《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記載，貞觀元年，唐朝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文武官員只有六百四十三名。唐初全國民戶不滿三百萬，平均以每戶五口人計算，全國人口當在一千五百萬左右。以一個擁有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封建國家，中央政府的官員只有六百多人，應該算是夠精簡的。這比隋朝和以后的開元年間的數(shù)字少四分之三。①
貞觀年間機構精簡，官員減少，是當時政治形勢決定的。隋末農(nóng)民舉行起義時，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資治通鑒》卷一八三)。到唐朝初年，地主分子躲在家鄉(xiāng).“不樂仕進”，以致唐初“官員不充”。這是唐初官員減少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唐太宗的用人方針有所改變。在隋朝行將滅亡時，貴族李淵為了奪取農(nóng)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建立政權，大量任命官員。他自太原起兵向關中進軍途中，“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任命)千余人”(《資治通鑒》卷一八四)。唐朝建立后，吏部“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選人至省，便拜官職”。據(jù)說一次“集者七千余人”，全部“隨才銼敘，各得其所”(《資洽通鑒》卷一九二)。這就使官員數(shù)量大為膨脹。唐太宗反對這個方針，他親眼看到號稱“甲兵強盛”的隋朝，在農(nóng)民起義的風暴中頃刻瓦解。為了鞏固封建統(tǒng)治，他吸取了隋亡的教訓，確定了“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貞觀政要》卷一)的指導思想和一系列相應的方針、政策。用人方針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因此，他即位后不久，就對宰相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并且“命玄齡并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從太原起兵到唐太宗即位前，唐朝中央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員，已不知其詳。僅以“并省”后的官員人數(shù)與上述一次任命“七千余人”來看，減少的官員為數(shù)一定不少。
減少了大批官員并投有引起反對。至少沒有這方面的記載。這大概是因為當時正值隋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過后不久，地主階級“不樂仕進”的心理仍然存在吧。同時，這些被裁減的官員，都有“本業(yè)”。睿宗景云二年，監(jiān)察御史韓碗曾提出減少官員的問題。他主張精簡官員，“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他問道:“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yè)?”(《通典》《職官二十二·秩品五》)可見，被裁減的官員一般都有“本業(yè)”，并不存在“生活問題”。
為了貫徹“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這一方針，唐太宗還用制度、法律加以保證。為防止官員冗濫，《職官令》對各級政府機構、官員設置作了明確規(guī)定。而在《唐律·職制》中，對各級主管官員私自“超編”規(guī)定了懲罰條款。
《唐律》規(guī)定:“諸官有員數(shù)，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議·職制上》)這就是說，各級機構的長官，在規(guī)定數(shù)額之外設置或“超編”官員一名，要受一百下杖刑;十名要受二年徒刑。用法律來約束官員“超編”是貞觀年間機構精簡、官員較少的有力保證。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重點在“得人”。唐太宗下令“并省”時，對房玄齡等講了官員的數(shù)量和質量的關系:“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貞觀政要》卷三)在他看來，任用官員，寧愿少而精，不愿多而濫，重要的是“得其才”，亦即官員的質量。因而他十分注意求賢擇善。他要求宰相不要埋頭于日常事務，“細碎務皆付左、右承”，要騰出時間和精力“廣開耳目，求訪賢哲”(《貞觀政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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