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讓大家增強點法律的意識，加強點社會的責任，然后那個搞企業的說我們知道，但是問題是我們是做企業的，是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的，他說我這里有點事情，順便幫我“海南人才”解決一下，因為他是外向型的企業，經常會有這個把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他說我前兩天剛送出去一批，這不回來還挺好的嘛，結果一個女孩又要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辦，正好問下三位老師，誰能幫我解答一下。那個專家又說話了，說你不能這么想問題，問你個問題，當初你給他送出去培訓的時候，和他簽訂了培訓的合同沒有？他說簽了。那么你看，怎么是沒辦法了呢？制度上面往往會有約束，一會說那我“海南人才”簽了又怎么樣？然后那個搞勞動法的人又不說話了，然后那個律師又說話了，問他把合同帶來了沒有，“帶來了，這不是書包里放著了么。”律師說，這樣吧，待會節目散了你把那合同給我看看，我看看條款是怎么寫的，其實我這個故事講到這里大家知道已經是出了問題的了，什么問題呢？咱們暫且不說這個制度追溯成本有多高，制度要制定，制度也是要執行的，就是這個款罰了，這個錢拿到手了，這個員工走了，對我們的企業有意義，嗎？沒有意義的，你突然發覺那干活的人沒了，所以理性在現實的面前的時候有的時候顯得特別的無奈，因為他是一個訪談節目啊，談不下去了，主任就說這樣咱們把機器稍微關一下，咱們稍微聊一聊，那機器一關，那主持人看著我，因為我“海南人才”一直沒有說話，他說，老師您是這方面的專家，您給出一個招吧。我說我也沒招了，這樣吧，換一個思路，劉總給您一個建議，無疑前提是治得了要制定，治不了要執行，就是這個款罰了，這個錢拿到手了，這個員工走了，你突然發覺對我們企業沒有意義了，那么我們怎么樣把這個事情變的有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