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保代理——人才的發現（2）
來自：田福招聘網
發布時間：2014-02-03 10:46:49
論文當然是衡量在科研中的貢獻的一個主要方面，但是如前所述，論文還牽涉到它的質量和為它進行大量工作而且密切合作的他人的勞動。為了能客觀公正地衡量一篇論文的質量，最好的辦法是給以公開發表的機會，讓時間和群眾與社會效果去作出裁判。如果過于倉碎，甚至論文還沒有出來就要求獎勵或輕易否定，那么非但無法給以準確的評價，而且還容易引起名利上的爭執，或積極性受到壓抑而惡化科研戰線的氣氛。諾貝爾獎金一般是在成果已經獲得社會公認后才決定授予的，因而有著最大的權威。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成果是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日益顯示其光芒的:一個沒有價值的成果，即使一時得到好評，但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在發現人才的社會力量問題上，我們想從“伯樂識干里馬”談起。伯樂識干里馬是值得稱道的，但伯樂也同樣是一個人才。這樣的人才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會成群涌現，而在另一些社會條件下則會消聲匿跡。在歷史上興旺發達的時代，人才總是成群的涌現，如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古代希臘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就是這樣的歷史時代。只有在這樣的時代，“不拘一格”發現人才才有較多的社會基礎。這是出千里馬的時代，也是出伯樂的時代。伯樂是作為社會的代表，挑選推動社會前進的人才，而決不僅僅決定于伯樂的個人動機和行動。韓愈強調了伯樂識千里馬的重要性，但他卻并未闡明這一事實的社會意義。韓愈說道:對千里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他認為“策”(使用)，“食”(培養)和“通其意”(了解和同情)這三點是千里馬出現的基本條件，而伯樂就應當在這三方面發揮作用。問題在于伯樂根據什么動機、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去擔負起這三項作用而又能取得成功。這應當歸之于社會的條件，而在這一問題上，韓愈并未作出分析。
應當說，伯樂本人也是人才，我國古語“英雄惜英雄”就是此意。因為只有英雄，才能深刻領會英雄涌現的困難，而贊賞英雄的氣質和能力。這并不完全由于個人同情，而是為共同事業所激勵的結果。因此，慧眼識英雄都有一定的社會動機。例如，古代有蕭何月下追韓信，徐庶走馬薦諸葛等生動傳說，都是古代賞識人才的最著名的故事。但是蕭何和徐庶都是生活在社會大變動時期，他們正是適應當時時代的需要舉賢薦能的。
伯樂識千里馬，按韓愈的意見，伯樂是比千里馬更為少見的人才，那么誰又去識伯樂呢?顯然伯樂也是被社會力量推上歷史舞臺的。同時，韓信和諸葛雖然被蕭何和徐庶“識”了出來，但如果封建統治者仍然堅持等級森嚴的封建教條，韓信和諸葛也不可能被起用，而只可能在萬馬齊暗的氣氛下窒息、消失。由此可見，“識”的效果也是決定于社會的。
還需看到，作為有階級性的人才和作為無階級性的千里馬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人才離不開社會斗爭，社會斗爭往往最殘酷地反映在人才斗爭上。歷史上有名的《馬陵道》的故事就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龐涓并非不識孫9,是一個人才，但是龐涓非但不予使用，反而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已。直至孫殯佯作瘋狂，在龐涓的眼中已經不是“千里馬”了，才得到活命的機會。由此可見，在尖銳的社會斗爭和權力斗爭中，首當其沖的正是“千里馬”。因此，古人認為聰明外露，過早顯露才華的人不會久長，這里可能有兩個含義:其一，這種才華有過于淺薄的可能:其二，過早暴露在激烈政治斗爭之前，給人才的前途增加不少險阻，甚至導致毀滅的命運。
因此，伯樂識千里馬，雖可說明識別人才的重要性，但伯樂的存在絕不是人才產生的社會根木原因。人才產生的社會根本原因乃是社會需要。在社會的緊迫的需要下，甚至高傲的統治者也只好屈尊求賢。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劉備“三顧茅廬”，曹操、李世民等“求賢若渴”，漢文帝特地下“求賢詔”等，是人們熟知的例子。在蘇聯《烏沙可夫》電影里描寫了當時帝俄的掌權者波將金公爵在一條軍艦上與低級青年海軍軍官烏沙可夫相遇，烏沙可夫竟敢頂撞這位不可一世的公爵。其結果不僅未遭到犯上的懲罰，而且被賞識，不斷得到提拔和信任，成為沙俄海上擴張的統帥。“求賢若渴”并不只是他們個人的原因，最根木的還是社會需要的結果。
有社會的需要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伯樂，同時它也激發了人才的斗志，這時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伯樂和人才就會成批涌現。人才主要不能象韓愈所說的靠“食”·而成長，也不能用“大樹特樹”的方法使其生根結果，它必須在斗爭中鍛煉，在斗爭中涌現。一個社會的變動會把成群的英雄推上歷史舞臺，其原因就在于此。
人才之所以在斗爭中形成，是因為在斗爭中，人才的才智會得到實際的鍛煉，吸收各種知識而形成高效能的智能結構。如果沒有這種斗爭，人才就會減少光芒。據統計，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在獲獎后成果反而減少了。在一個單位里，往往不是條件最好的人最有成績，反而是困難較多的人成績最為顯著。認為當前是一場“無規則有人深以未遇伯樂而感到遺憾，，無裁判的競爭”。角。當然，有一定條文規定和權威性的裁判，無法顯露頭對于在競爭中發現人才是有利的。但大多數人才是在自己努力中成長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自己科學研究的天地是靠自己開辟的。伯樂和裁判對個人來說，都不過是客觀條件。有志
者絕不把希望寄托在身外的條件上。
我國古代學者孟子，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能當“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段話是十分深刻和生動的。優秀科學家的出現，大都經歷了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在艱苦條件下，堅毅不屈者勝。不利的條件淘汰了多數，但也磨煉了少數佼佼者。我們從科學家傳記中可以發現無數艱苦奮斗的實例。居里夫人的實驗室是極其簡陋的，實驗條件又是十分艱苦的，哥白尼、達爾文、愛迪生等也都留下了艱苦奮斗的事跡，值得后代追憶和學習。
但是這些事實并不說明科學研究只能在艱苦條件下才能成功，也不是說明不必再去建立設備良好的現代實驗室，為科研創造必要的有利條件。它們只說明，艱苦條件可以迫使人們接近社會和激勵自己的斗志。同時也給人們進行了最客觀的、最嚴格的、最深刻的鑒定。科學工作者應該不怕艱苦，經得起艱苦條件的考驗，同時深入社會生活接近人民。這里還應強調指出社會中醞釀著的巨大變動，首先是在社會基層開始的。廣大勞動人民對自己從事的勞動感性知識最多。科學工作者如果脫離社會生活，脫離勞動人民，也將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