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代著名的工人建筑師喻皓，在注京修筑一座高三百六十尺(宋朝一尺合三十點七二厘米)的八角十三層寶塔，使塔身微向西北傾斜，他解釋說:“京師地平無山，又多西北風，塔身稍向西北傾，以抗風力，估計不及百年即能被風吹正。”這是迄今尚未有過的大膽創造。它表現了喻皓不但有建筑學的知識和懂得氣象學，而且己經知道了應用氣象中關于風壓的概念，并能具體求出量的估價。同時他又掌握建筑的技術，能計算建筑物的抗風能力而得出合理的預應力，用于設計之中。喻皓是一個才能結構比較全面的例子。
近代一些著名科學家的才能結構也大都是比較全面的。例如大陸漂移學說的提出者魏格納，既有氣象學和地質學的專門知識，又善于進行科學考察。他曾四次去格陵蘭探險，還任過探險隊的領隊，足見他具有在科學考察中的組織能力和計劃、實施的才能。
俄國著名的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巴甫洛夫，早年就學于圣彼得堡大學數學系的生物科學部，畢業后進入軍事醫學院，在生物學的許多領域都作過工作，并有熟練的外科解剖技術。他建立了生物學新的方法論，要求把完整的生物體置于其正常活動的條件下進行研究，用長期的環境考察方法代替傳統的活體解剖方法。正是他知識豐富，思想方法卓越，又有高超的解剖和實驗技能，才使他在生理學上取得重大成就，特別是他的關于條件反射和兩個信號系統的理論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
我國杰出的科學家竺可禎不但有著氣候學、地理學、天文學、物候學和我國歷史的廣泛知識，還親自組織和參加科學考察、物候觀測和氣象觀測，組織能力和觀察能力都很卓越。加上他進步的政治思想，關心科學事業和謙虛的美德，使他成為我國氣象學、地理學、科學發展史等多方面的先驅，他對科學界具有很大的號召力量，他對組織這些學科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他把歷史學、物候學和氣候學結合起來，創立了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有很大影響。
以上只是舉幾個例子。從科學家的才能結構中進行綜合歸納是研究人才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下面再就人才結構的一般理解進行一些討論。
目前學校對學生的培養，著重德、智、體三個方面，這也可以看作是科研人員才能的總體結構。因為這三者對任何科研人員都是必須具備的。它們形成完整的體系。這三方面之間的關系既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又是互相促進的。
所謂“德”包括政治思想和個人品德。在科學研究中，往往使人深刻地感到，“德”常常在“才”中表現出來，它是發揮才能的前提。例如，在一項困難的任務面前，能夠放棄個人名利的考慮，勇往直前地爭取勝利。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德”的表現，實質上卻是才的先決條件。
科研人員的“德”經常表現在個人和集體的關系上。無數的經驗表明，現代的科學是十分復雜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一項科研成果的獲得，不是一個人的智力結晶，而是集中許多人智慧的結果。真正聰明的人絕不會滿足個人的思維，而是善于集中和提高許多人的思維成果，而十倍、百倍地擴大個人大腦的功能。這點和軍事家一樣，一個優秀的軍事家，決不憑著個人的英勇戰斗，而是把許多具備英勇善戰的人組織起來，朝著敵人的要害作集中的攻擊。自古以來，把那些只能憑個人勇氣進行戰斗的人尖刻地稱為“匹夫之勇”。可惜在科研工作中也有類似的情況，不少科研人員往往滿足于個人的思考，而不去吸取其他人思考的成果，更不能為解決一個復雜艱巨的科研課題去啟發、引導和組織一個集體的思考，而陷入了“匹夫之智”的可悲境地。這就大大限制了科研的規模和深度，甚至無法承擔需要多數人攻關的課題。《孫子兵法》中講到的“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事實上都是解決人與人的關系的重要原則。“仁”是我國古代‘德”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含義大致說來就是，必須關心和愛護其所代表的階級或集團的成員們的利益和疾苦。“敬”要求軍事家謙虛待人，善于團結。軍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素質，那么他既不可能得到整個階級或集團的擁護，也不可能正確使用他掌握的武力，實現階級或集團的目的。所以“仁”與“敬”都是德的指標，同時也是才能發揮的基礎。
科學研究人員需要有強烈的追求真理的欲望，對待自己研究的課題，有如餓虎捕食，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這種欲望正是搞科研工作的強大動力。表面上看，這是科學家個人內心世界的表現，但實質上它反映了科學家對社會需要的深刻感受和強烈反應，是構成高度社會責任心的精神因索之一，也就是以德為基礎。
因此，科學家的德，除包括了德的一般政治標準外，還緊密地同他的研究活動結合在一起，這是在探討科研人員的智能結構時，不能不注意到的一個重要問題。
總括說來，科研人員的“德”，可分解為兩個要素:一個對社會的，即目標堅定，排除干擾的氣質;一個是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中團結集體的氣質，這兩點合在一起為科學家堅定正確的科學態度提供了精神條件。因為正確的科學態度要求科研人員在真理面前堅定不移，能夠付出艱辛的勞動和畢生的精力，對科研事業的崇高獻身精神:同時又要求熱情歡迎別人的創造，以便形成科學攻關的集體力量。只有具備這樣態度的人，才能最好地愛護和推動科研集體，也才能不為名、利以及其它任何干擾所動搖。許多偉大科學家的故事，感人至深，永為后代的榜樣。例如，布魯諾為真理而獻身，居里夫人在艱苦的條件下忍受著個人的不幸和生活的困苦堅持努力，終于發現了鐳元素等。
“體”同樣也是很重要的。健康為生命之木，生命是事業的物質基礎，沒有健康的身體，“才”也無法發揮。
因此，德、智、體構成了完整的人才結構的三大件。對于科研人員來說，它們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木文里我們將著重對“智”的問題進行解剖與分析，這個問題在當前最為復雜而又有分歧。有一種流行的想法，即把“智”的核心部分或基本部分歸結為數、理、化三個學科。即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種看法是十分片·面的。因為數、理、化固然在自然科學中居于基礎學科的地位，但是從科研展開的需要看卻是十分不夠的。如果把“智”限于這樣狹隘的范圍，將會極大地影響到人才的成長。
我們認為智力要素應該包括知識、技能和邏輯，這三者缺一不可。
作一個形象的比喻:知識就是素林也可以看作同資料和數據相類似的信息量;技能就是處理知識這一種信息的必要手段，相當于計算機中的硬件;邏輯指思考方法，是使用技能去處理知識的程序，相當于計算機技術的軟件。只有這三個方面都達到一定的要求，又能很好地結合起來，才可能形成一條生產精神產品的智能作業線，才能成為科研中的人才。
由于才能有這樣復雜的結構，所以我們必須對它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經常進行檢查，使其不斷完善。可惜的是，人們雖然珍視自己的智能，但往往并不認真思索如何培養和改善它。無可否認，個人的才能總會有些不足，而作不出科研成果常常有多方面的原因。可是在一般情況下，往往簡單地歸咎于知識不夠，似乎擴大知識面是唯一的出路。這與病人未經診斷而任意用藥一樣荒唐。
需要指出，盲目擴大知識面并不是都有益處的。人腦的容量有一定的限度，而知識卻是無限的，因此，知識的積累要服從于一定的目的，因為人腦的有限和知識的無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福爾摩斯偵探案》中有一段關于知識積累的論述，我認為是很精彩的。福爾摩斯說道:
“你要知道，我認為人的腦子本來象一個空空的小閣樓，應該有選擇地把一些家具裝進去。只有傻瓜才會把他碰到的各種各樣的破爛雜碎一古腦裝進去。這樣一來，那些對他有用的知識反而被擠了出來;或者，最多不過是和其它的東西摻雜在一起。因此，在取用的時候也就感到困難了。所以一個會工作的人，在他選擇要把一些東西裝進他那間小閣樓似的頭腦中去的時候，他確實是非常仔細小心的。除了工作中有用的工具以外，他什么也不帶進去，而這些工具又樣樣具全，有條有理。如果認為這間小閣樓的墻壁富有彈性，可以任意伸縮，那就錯了。請相信我的話，總有一天，當你增加新知識的時候，你就會把以前所熟知的東西忘了。所以最要緊的是不要讓一些無用的知識把有用的擠出去。”
這一段話寫得多么好。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沒有考慮發揮已有知識的作用。把大量至少在當前還不十分有用的知識裝進去，而把有用知識擠出來。這種情況難道還不應當引起注意嗎?事實上只有在十分注意發揮已有知識的作用時，才會有目的地裝進新知識，也只有這樣的新知識刁一‘是有用的，能夠鞏固的，真正起到豐富和改進我們知識倉庫的作用。
因此，面臨著科研能力不夠的情況，首先要有一個關于才能結構的總的診斷，然后再進一步做細節的診斷。否則，就會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非但無法使智能機器處于正常的工作狀態，反而有可能向更加畸形、更加向片面的方向發展。
我們怎樣診斷自己的才能結構和進行必要的補充呢?這就要象醫生看病一樣，先從病狀入手。如果說，科研工作者的健康狀況支持不了艱巨的勞動，顯然必須加強鍛煉，而不是單純的補充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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