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從來就有不同的學派，存在不同的學說。各種不同的學派、不同學說之間的自由爭鳴，正是科學發展的一個推動力，也是人才成長的必要的社會土壤。
科學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在整個科學探索的道路上，失敗多于成功，提出的謬誤多于最后獲得的真理。正象法拉第所說:“世人何嘗知道，在那些通過科學研究工作者頭腦的思想和理論當中，有多少被【海南招聘】自己嚴格的批判，非難的考察，而默默地、隱蔽地扼殺了。就是最有成效的科學家，他們得以實現的建議、希望、愿望以及初步結果，也是不到十分之一。”而科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可以通過自身的實踐，不斷從失敗中吸取經驗，變失敗為成功，也是通過自身的實踐，不斷地剔除謬誤而逐漸接近真理。人才就是在無數的失敗中和在不斷地剔除謬誤中，受到了錘煉而成長起來的。實行科學的自由爭鳴，就可以加速變失敗為成功和發現真理的過程，從而加速人才的成長。
因為，爭鳴可以打破思想僵化，啟迪人們的思想。爭鳴的雙方都可以從對方的觀點和批評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和缺欠.從而使自己的認識深化，完善自己的理論和工作。許多有經驗的學者都認為，進行學術交流，收益最大的不是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成果唱贊歌的時候，而是在別人對自己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最受啟發的也不是在傾聽一位知名學者作報告的時候，而是在【海南招聘】報告之后有人起來質疑，雙方展開爭論的時候。
綜觀科學發展的歷史，任何一個科學的理論，都是經過長期反復爭論才完善起來，并且才得到科學界公認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投有學術上的自由爭鳴，就沒有科學的進步和繁榮，也就沒有科學人才的成長。
既然科學是從失敗中、從不斷剔除謬誤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在探索的道路上免不了有走錯了方向的時候.也有錯把黃銅當黃金而沾沽自喜的時候。科學史表明，完全正確和完全錯誤的理論并不很多，更多的是既有正確的東西也包涵了某些錯誤的成份。即使全然錯誤的理論，也有必要探究其錯誤的原因。這種種情形增加了判斷科學是非的復雜性和困難。而最終解決問題，需要時間的考驗，需要通過科學爭鳴的途徑。歸根結底要靠科學實踐。
如果采取行政手段強制推行一種學派、一種學說，打擊和壓制另一學派、學說，就必然不能按科學規律辦事，不能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貫徹到底。這就免不了會有失誤，出現支持錯誤一方壓制正確一方的情形，從而阻礙科學的發展，并導致對人才的壓制和打擊。
科學史上許多正確的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當作謬誤，當作異端邪說而受到鞭撻討伐，并不主要在于它與科學的傳統觀念相抵觸，而在于受到宗教和權勢的干預。19世紀末、20世紀初物理學所取得的一系列驚人的成果，與物理學的傳統觀念是格格不入的。雖然傳統觀念給物理學的發展設置了重重璋礙，但是并沒有導致對物理學和物理學家的肆無忌彈的討伐。而宗教勢力利用“宗教裁判所”卻使多少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巨人慘遭殺戮。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也是通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制造了一起“猴子事件”，對一位僅僅講了“猴子變人”的青年教師進行了審判。
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離開了科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利用行政手段來解決科學是非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失誤，給科學進步和人才的成長帶來傷害。蘇聯在三十年代中期發生的支持李森科的偽科學，批判遺傳學的鬧劇，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不僅嚴重影響了生物遺傳學的發展，使一大批很有作為的遺傳學家受到了打擊，而且由于把學術上的爭論變成了政治斗爭，不僅批判遺傳學家的“唯心主義”，還指控他們“搞種族歧視”，是“右派集團”等等，直至動用專政工具，把他們中的一些人關進了監獄，有些著名學者甚至含冤死在獄中。這樣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注意的。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進步的一個先決條件，是獲得“這樣的一種社會條件:一個人不會因為【海南招聘】發表了關予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的意見和主張而遭受到危險或者嚴重的損害。”這是有道理的。應該說，這也是人才成長的必要的社會條件。而實行科學自由爭鳴的方針，就是造成這種社會條件的重要途徑。
科學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創造性活動，人才最寶貴的品格在于富有創新精神。而要使人才充分發揮這種創新精神，就必須使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在“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而保持獨立思考的自由。愛因斯坦把科學研究工作者這種精神上的自由稱為“內心的自由”。鼓勵和支持學術上的自由爭鳴，有利于打破人們思想上的拘謹，消除自卑情緒，開動思想機器，積極進行獨立思考，使人才獲得從事科學創造所必銘的精神上的自由，從而最有效地發揮出自己的創造才能。
特別是，科學史上創立新學說的，常常是那些不出名的、地位不高的“小人物”。如果沒有良好的學術凈鳴的空氣，搞學閥統治，一派壟斷，就會發生壓制新生力量，埋沒人才的情形。這種事例在科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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