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作過一次重要講話。講話的中心內容是強調積極培養人才和正確使用專業干部的重要性。為了深刻形象地說明問題，斯大林舉出了一個親身經歷的生動事例。他說、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碰見的一件事。這是在春季漲水時發生的。當時有三十個人到何里去撈取被波濤洶涌的大水沖下來的木料。當傍晚他們回到村里時，卻少了一個同伴。當我問第三十個人在哪里時，他們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個人‘留在那里了’。我問:‘怎么會留在那里呢?’他們又同樣冷淡地回答道:‘那還要問什么，當然是淹死了。’當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忙著要走，說是‘要給母馬飲水去’。于是我責備他們對人還不如對牲畜那樣愛惜，他們中間便有一個人在其余的人的贊同下回答道:‘干嗎我們要愛惜人呢?人是我們隨時都可以做出來的。而母馬呢……你試一試去做出一匹母馬來看。’你們看，這件小事也許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說明問題。我覺得，
我們有些領導人對人才、對干部采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不會重視人才，就是上述這個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發生的事情里所表現出米的那種人對人的奇怪態度的殘余。”
從上面這個事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對于不愛惜人才的現象是多么的深惡痛絕。一九三五年春，蘇聯全國的經濟建設正進入一個新時期，即一個由缺乏技術裝備到擁有廣泛的技術基礎的重要時期。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力培養和正確使用各類專業干部的問題便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斯大林借紅軍學院學生畢業的機會，把這個問題向全國全黨提了出來，他指出:“渡過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后，我們就進入了新的時期，進入了我認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夠駕馭技術并推進技術的工作者的時期”;他強調，“為了把技術運用起來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夠精通并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干部。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是死的東西。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能夠而且一定會創造出奇跡來。”最后，斯大林提出了適應這個新時期特點的著名口號:“干部決定一切”。
我在上面援引的這個事例，是斯大林用來批評那些不重視、不愛惜人才的領導人的。斯大林發現，在實際工作中，有些領導人時常“采取一種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態度和簡直是豈有此理的態度”去對待人才，對待干部，對待下面的工作人員，致使埋沒人才、浪費人才乃至摧殘人才的現象時有發生。把人看得連牲口都不如，這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沙皇俄國是根本不足為奇的。可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聯出現這種情況則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它將給黨的事業、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巨大危害。鑒于這種現象發展下去可能造成極嚴重的后果，斯大林感到有必要及時提醒全黨注意。他對大家說:“畢竟應該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了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擁有大量的優秀干部，那末我們的國家就將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干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為了在本世紀實現“四化”這一宏偉目標，需要人才、需要干部的迫切程度，較之三十年代中期的蘇聯，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斯大林在講話中指出的某些領導人不懂得愛惜人才、愛惜干部、愛惜下面工作人員的現象，在我們國家究竟有沒有呢?我感到也是有的。例如，有些領導人長期讓專業干部搞一般行政工作;有些領導人試圖把經過專業院校三四年培養、又在實際工作崗位鍛煉了一定時期的年輕外語干部轉業改行;有的領導人則根本不承認有什么人才，他們甚至對一些參加革命二三十年、有較突出的業務專長和研究能力、對黨的工作一貫勤懇負責的好干部也根本不當一回事，他們一談起這些同志就是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個人名利思想嚴重”、“世界觀改造任務艱巨”、“小知識分子習氣濃厚”等等;他們政治上不予這些同志以完全信任，工作上不給這些同志以積極支持，這不正是一種對待人才的“豈有此理的態度”嗎!這種態度，對我國的“四化”建設，對我們黨的整個革命事業，將會帶來多么巨大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關于改變干部隊伍結構和改革干部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措施，體現了我們黨對人才的愛惜，對干部隊伍建設的關心。為了更深刻地理解葉劍英同志的重要論述，為了在實際工作中認真把各項改進干部工作的措施落實好，建議大家把斯大林四十兒年前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拿出來好好學一學;特別希望那些到目前為止仍對愛惜人才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的領導同志，能夠認真地從斯大林用心良苦的舉例中得到某些應有的教益。
本文來源:海南人才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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