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時候我們這種60年代5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對那個現在70后80后就搞不清楚，現在那格0后跟80后的人從小的那個環境就是一個沒有壓力的環境，在那種環境當中長大的孩子抗壓性非常的低的，那個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到美國去留學，全部考零分也不會去自殺的，頂多就是回國嘛，那么文化大革命對他來講是一個歷史名詞的人，他怎么可能會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過來的人一樣呢，不太一樣的，這叫做大家的抗壓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你想不到張純如自殺了吧。他36歲，她是我們的華裔，在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女作家，她寫了一本書叫做南京大屠殺，這個事情很有名，而且這個書也翻譯出來了，在大陸跟臺灣跟香港都買的到，這個作者就是張純如。
為了做這樣的一個著作，他親自到南京去查了很多的資料，又親自去日本訪問了一些人，又親自去跟一些南京大屠殺還活下來的人做一些交流，后來寫了這么一本書，講起來算是很不錯的了，沒有想到她常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電話，也沒有想到有日本人居然恐嚇她，也沒有想到有人說年阿哥書上的故事是杜撰的，也沒有想到有人說這是為了要出名，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亂七八糟講了一大堆，有一天年早上他去上班，開車開到她家附近的郊外，把車子停在路邊，拿起那個手槍，對著自己的喉管，就自殺了，她是吞槍自殺的。我們也不知道為什么她一定要死，我們只知道他是04年自殺的，而且是我們華裔在美國的一個作家，36歲。
我們可不可以這么來解釋，他的抗壓性低了一點，她的臨界值比我們要低，他的情緒受到的干擾比較大，她的作家環境比較單純，所以這個事情對他來講叫做無與倫比的壓力，那種莫名其妙的電話就可以讓她去死，這叫做她的抗壓性和我們不一樣，不能夠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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